通过精简机构、“政学分权”等改革，武汉大学的教学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图为在武大近期举办的“三创”（创造、创新、创业）成果展示上，学生在认真准备。
随着高校行政化弊端的日益显现，“学者治学”、“教授治教”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如何将这些口号变为行动？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日前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武汉大学推出了一系列以“回归学术”为目的的“政学分权”改革，试图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政学不分”的管理体制。
“目前，武大正在考虑实施‘大部制’改革。”
70％财权下放到学院
“综观国外一流大学，都是小机关、大学院。二级学院才是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实体，拥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的管理权，学校的财力80％都在学院。而在我国，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还是由学校直接掌管人、财、事大权，这样不可避免会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跑部钱进’等问题，而学院这一教学、科研的主体呢？活力不足。”刘经南说。
因此，武大将权力下移作为改革的大方向。既然要放，就得从根上放。2006年初，武大开始了校院（部、系）两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预算制管理，学校直接“分钱到院”，由院系自主“理财”。院内人员工资、水电费、科研经费、学费收入、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费等全部划归院系管理分配。
现在，学院已掌握了全校70％的经费。“过去大家都吃学校的‘大锅饭’，科研资源浪费现象在所难免，而现在，我们自己‘当家’，学会了精打细算。”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何建庆说。
“管钱”自然推动了“管事”。有限的钱投向哪些专业、哪些专家、哪些项目更有效益、更能促进整个学院的学术发展？学院心里有本“账”。通过院内分配政策调整，生科院建立了“质量优先”的导向机制。
“我们现在按‘影响因子’评价论文，‘影响因子’是包括发表刊物的级别、院内外同行的公认度等的综合指标，既有硬杠杆、也有其他学者的个性评价。‘影响因子’低的论文不仅奖励低，而且在评职称时不予考虑。”何建庆介绍说。2005年，全院“影响因子”在5.0以上的论文不超过10篇，到2007年，已达到20篇左右。“更重要的是，‘低影响因子’论文成了‘垃圾论文’的代名词，院内学术风气为之一振。”
走向“学者治学”、“教授治教”
“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学术权力是大学的核心。因此，‘学术本位’是大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刘经南说。
为了保障学术权力真正得到落实，武汉大学成立了校学术委员会，在院系一级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并明确规定，校院两级党政一把手不能担任两级学术组织的主任委员。
“‘老班子’成员往往看不惯‘新班子’，可我不是。我当了十几年的行政领导，现在退下来当了学院教授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我由衷地感到，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不再是一句空话。”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前副院长罗紫初教授说。
根据章程，教授委员会委员由院系全体教师大会推选，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民主推选产生。教授委员会不仅有权审议院系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科研计划、发展规划，为院系发展提供咨询意见，而且有权评定院系教学、科研成果，在学院引进人才、职称评定等问题上拥有初审权。
“过去，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大多数是行政领导，一个有行政职务的人在职称评定中就占有‘人脉优势’。可现在不同了。有几个系级行政领导评职称，结果第一轮就被教授委员会‘淘汰出局’，因为教授会上他们没有得到半数以上的票。”武大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建清说。
“最近，我院有一个博士生留校名额，院领导和教授们推荐了3个学生，要谁不要谁，过去是院领导很头疼的事。可现在，我们让3个学生一起到教授会议上试讲、答辩，教授们一投票就基本决定了。”罗紫初说。
“大部制”改革刚刚破题
武汉大学是在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的。2000年，新的武汉大学成立时，这个“超级大学”面临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巨大挑战。那时，学校的行政部门多达近40个，行政加后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教学科研人员。
从2002年开始，武汉大学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职能部门和院系进行了两次大幅度调整。2004年，又对机关干部实行竞聘上岗，将管理人员精简了20%。目前，学校行政部门数量已经缩减到18个，行政部门和10个党群部门人员共1600多人，占高校工作人员的20％。
“这个比例还要压缩，学校的改革目标是17％，我个人认为应减到15％。”刘经南并不满足。
据刘经南介绍，武汉大学正在积极探索“大部制”管理改革思路，大幅精简管理部门数量。根据初步计划，学校将实施本科生综合管理方式，从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学位工作到就业指导，都纳入一个综合部门下统筹考虑。同时，对科研管理、后勤管理和安全管理也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的理想是，学校管理框架主要由本科生综合管理部门、研究生 院、继续教育学院、科学研究综合管理部门、后勤和安全系统等4—6个‘大部门’组成。”刘经南说。
不过，即使在武汉大学内部，也有人对雄心勃勃的“大部制”改革抱有疑虑。“主要是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一位教授说：“你说科级、处级以上大大小小的干部，分流到哪里？到院系当领导？哪有这么多位置？做专业工作？术业有专攻，他们不一定对口。再说，他们又有多少愿意‘下’到院系呢？”
改革刚刚破题，人们对武汉大学的“大部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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