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学位应从终结性变成过渡性
2007-10-15 09:32:47 来源：新京报 标签：
在福州大学与福建省电信公司联合兴办的“电子信息工程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三年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邱小姐与她的20多位同学，2004年四月十日通过各项考核喜得硕士学位。
背景：2000年，北京大学率先进行硕士生两年制试点，其他高校纷纷跟进，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从2002年开始，先后在部分学科专业进行学制改革，实行弹性学制；武汉大学从2004年全面开始推广两年制，提出了一个“以两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的概念。但是，面对舆论对两年制研究生质量的质疑和反思，中山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等高校最近又开始对硕士生学制进行“逆向调整”，重回三年制。
新京报：虽然我们不同意硕士研究生的总体质量已经开始下降的说法，而且认为硕士研究生就业难主要是结构性过剩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硕士研究生总体质量正面临下降的潜在趋势。为了防止硕士研究生质量下降，是不是有必要适当限制招生规模，而且重回三年制呢？
袁本涛(清华大学教研所教授)：硕士生的培养是实行两年制还是三年制，关键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对象的情况来定，不必一刀切。另外，提高硕士生质量实际上有其他方法可供选择，比如加强对招生机构资质的审查与质量评估，鼓励企业参与硕士生的培养，更新硕士生教学内容，建立招生机构自我约束机制，调整专业结构等。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学位由终结性(连接本科教育阶段与职业生涯)变为过渡性(连接本科教育阶段与博士教育阶段)，是国际潮流。硕士学位变成过渡性之后，学制由主要为三年压缩成主要为两年，不仅可以节约教育资源，而且可以使硕士培养目标清晰化。重回三年制不仅可能耽误硕士生就业机会，而且无助硕士生培养目标的清晰化。我们现在应该着重探讨的是，应如何因时调整研究生教育的科类结构、类型结构，提供更多的应用型专门学位。
新京报：说到改革硕士生课程设置，这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是因为教师知识更新需要时间，二是几乎不可能事先预知今后社会的知识需求。有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进行课程设置时可以凭借的参照系呢？
陈洪捷：一些发达国家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它们选定一群毕业生，每到他们毕业之后的一个时间点(比如3年、5年和10年)，会通过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读书期间所获知识和技能的认识情况(比如刚毕业时他可能感觉所学到的某种技术对他职业的发展更有用；3年之后，可能会感觉学校赋予他的知识结构更有用；5年之后又会感觉他所获得的一些能力更有用)。通过长时间的连续跟踪研究，便可以大致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对学生今后不同时期的职业发展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而为新课程的设置提供有益的参考。我国目前类似的研究很不够。
新京报：那么，又应如何建立招生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呢？
袁本涛：简单而言，就是让招生机构真正拥有自己的学位品牌，具有各自的学位授予权，从而使培养机构真正为它们授予的学位负责。如果一个招生机构授予的学位经过市场考验，被认为是质量不合格的，愿意花钱费时去拿它的人自然就会减少，从而最终迫使招生培养机构提高自己的培养水平，加强毕业把关。随着招生机构的增多，加强评估、引入淘汰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背景：2000年，北京大学率先进行硕士生两年制试点，其他高校纷纷跟进，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从2002年开始，先后在部分学科专业进行学制改革，实行弹性学制；武汉大学从2004年全面开始推广两年制，提出了一个“以两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的概念。但是，面对舆论对两年制研究生质量的质疑和反思，中山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等高校最近又开始对硕士生学制进行“逆向调整”，重回三年制。
新京报：虽然我们不同意硕士研究生的总体质量已经开始下降的说法，而且认为硕士研究生就业难主要是结构性过剩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硕士研究生总体质量正面临下降的潜在趋势。为了防止硕士研究生质量下降，是不是有必要适当限制招生规模，而且重回三年制呢？
袁本涛(清华大学教研所教授)：硕士生的培养是实行两年制还是三年制，关键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对象的情况来定，不必一刀切。另外，提高硕士生质量实际上有其他方法可供选择，比如加强对招生机构资质的审查与质量评估，鼓励企业参与硕士生的培养，更新硕士生教学内容，建立招生机构自我约束机制，调整专业结构等。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学位由终结性(连接本科教育阶段与职业生涯)变为过渡性(连接本科教育阶段与博士教育阶段)，是国际潮流。硕士学位变成过渡性之后，学制由主要为三年压缩成主要为两年，不仅可以节约教育资源，而且可以使硕士培养目标清晰化。重回三年制不仅可能耽误硕士生就业机会，而且无助硕士生培养目标的清晰化。我们现在应该着重探讨的是，应如何因时调整研究生教育的科类结构、类型结构，提供更多的应用型专门学位。
新京报：说到改革硕士生课程设置，这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是因为教师知识更新需要时间，二是几乎不可能事先预知今后社会的知识需求。有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进行课程设置时可以凭借的参照系呢？
陈洪捷：一些发达国家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它们选定一群毕业生，每到他们毕业之后的一个时间点(比如3年、5年和10年)，会通过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读书期间所获知识和技能的认识情况(比如刚毕业时他可能感觉所学到的某种技术对他职业的发展更有用；3年之后，可能会感觉学校赋予他的知识结构更有用；5年之后又会感觉他所获得的一些能力更有用)。通过长时间的连续跟踪研究，便可以大致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对学生今后不同时期的职业发展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而为新课程的设置提供有益的参考。我国目前类似的研究很不够。
新京报：那么，又应如何建立招生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呢？
袁本涛：简单而言，就是让招生机构真正拥有自己的学位品牌，具有各自的学位授予权，从而使培养机构真正为它们授予的学位负责。如果一个招生机构授予的学位经过市场考验，被认为是质量不合格的，愿意花钱费时去拿它的人自然就会减少，从而最终迫使招生培养机构提高自己的培养水平，加强毕业把关。随着招生机构的增多，加强评估、引入淘汰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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